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9月8日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讲话，强调解决当今的外交政策问题必须从地区和全球角度思考，看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利益之间的交织和联系，指出美国必须坚持多边外交并发挥领导作用。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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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
2010年9月8日
克林顿国务卿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
对外关系委员会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感谢你，理查德。能够带着两只有用的手臂返回委员会，感觉真是太好了。[国务卿上次在此演讲时因手臂骨折挂着绷带——译者注] 我为此很高兴，谢天谢地。也感谢你提到自从我就任国务卿以来最难对付的一件工作——为女儿筹办婚礼。我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热点地区访问时一直对人们说，这是我所承担的所有任务中最劳神费心的一桩事情。（笑声）看到这么多朋友和同事，并有机会再次在这里与诸位探讨我们国家的境况和我本人所期望看到的前进方向，这的确令人兴奋。
显然，我们许多同事以及今天在坐的许多人都刚从暑假归来。昨天国务院的场面就好像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早班会——（笑声）——大家看上去都比度假前气色好多了。还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得到休息，过去几周中发生的事件把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正在作出努力，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直接会谈。下星期我将前往埃及和耶路撒冷出席第二轮会谈。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转移和过渡至一个前所未有的、由非军事机构主导的合伙关系。我们正在加大对伊朗的国际压力，促使它就其核项目认真谈判。我们和巴基斯坦共同努力，帮助该国从造成巨大破坏的水灾中恢复，并继续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另外，毫无疑问，阿富汗的战争在我们的头脑中和日程中一直占据首要位置。
所有这些挑战，没有一项是孤立存在的。以中东和谈为例，在一个层面上，这是双边谈判，仅仅涉及两个民族和一块相对较小的土地，但如果退后一步扩大视野，就会看到上星期开始的进程显然对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会看到中东四方（Quartet）——即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以及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等方面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参与起着何等关键的作用。
解决当今的外交政策问题要求我们从地区和全球角度思考，要求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利益与利益之间的交织和联系，要求把各方聚集在一起——这只有美国能够做到。
我认为，和过去一样，今天世界依然对我们有着很高的期待。当多年的仇敌需要一个公正的调解者，或基本自由需要一个捍卫者，人们向我们求助。当发生地震或洪灾时，当流行病爆发或不断蒸腾的紧张局势演变成暴力冲突时，世界期盼我们施以援手。在访问世界各地时，我从我所遇到的人们的脸上看到这种期待，不只是对美国所倡导的机会与平等怀有美好希望的年轻人，还有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政治领袖，无论是否明言，他们在与美国的交往中看到的是有原则的承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他们也的确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而不仅仅是参与。
能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遥远的角落代表这个伟大的国家让我无比自豪。我父亲在大萧条年代长大，并曾训练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年轻水兵，我的女儿是新一代的美国年轻女性，她这一代人以新的、令人振奋的方式与世界交往，从这两代人的经历中，我看到美国的希望和进步，我对我们的人民怀有无比的信心，这种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我很清楚，对于许许多多美国人来说，现在是一个艰难时期，但困难与逆境从来没有征服我们的国家或让我们灰心丧气。纵观我国历史，无论是在热战或冷战时期、在经济困难时期、或在追求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的漫长历程中，美国人民始终勇于面对挑战。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种品质寓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我们确实相信，未来不可限量，成功永无止境。
然而，在多年的战争和动荡之后，人们难免会想：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因此，我要在这里明确表示：美国能够、必须、也必定在新世纪中发挥领导作用。
的确，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及其关联性孕育了一个新的美国时刻（American Moment），在这样一个时刻，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我们常常需要采取新的领导方式；在这样一个时刻，世界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我们具有的民族特质：开放和创新、捍卫核心价值观念的决心和为之奉献的精神。
我们必须通过艰苦的工作和富有魄力的决策来紧紧抓住这一时刻，为美国在未来数十年中持续发挥领导作用奠定基础。
但是，这绝不是说美国应该单枪匹马地冲锋陷阵，完全不是这样。世界之所以对美国寄以厚望，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有决心动员各方共同努力，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推动进步。就此而言，我们的作用无可企及。
对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既责任重大，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
一年多以前我曾来到对外关系委员会，探讨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奥巴马政府关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构想。我当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架构，使各国能够走到一起，结成伙伴关系，解决共同的问题。今天，我希望进一步阐述这一理念，但特别要解释一下我们如何将之付诸实践。
这个架构是一个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服务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结构设计，既要持久，又能承受压力。它是我们要谋求建立的；它是一个由联盟和合作伙伴、区域组织和全球机构结成的网络，它有足够的耐力和活力，帮助我们迎接今天的挑战，针对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威胁——正如我们的父母做梦都不曾想见冰川消融或脏弹一样——作出调整。
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前任们和我在国务院的前任们曾经做到了。在二次大战后，我国兴建了横贯大陆的铁路、流水作业线、摩天大楼，将注意力转向建立全球合作的支柱。许多人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未发生。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第一次行使自己的人权。这些都是美国两大政党领导人多年来打造的全球架构带来的好处。
但是，这个架构当时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和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今天，这个构架“越来越难以支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主要大国间和平相处，但是新的角色——有好有坏——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我们应对这些挑战所需的措施也应如此。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并把握21世纪现实的全球架构。
我们知道，联盟、伙伴关系和机构组织不能、也不会自行解决问题。只有人民和国家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个架构可以通过支持缔结联盟和达成折衷——这是外交的日常事务——而使采取有效行动变得更为容易。它可以使寻求共同利益并将之化为共同的行动更为便捷。它可以帮助使新兴大国根据明确的义务和期望融入国际社会。
我们不幻想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也不幻想国家间会突然不再有利益分歧。我们知道，考验我国领导地位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歧以及如何激发各国和各国人民，使他们即使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平等的资源和相互抗争的世界观，也能够因其共同的追求而走到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因问题的不同和伙伴的不同而异。因此，美国的领导作用必须是动态的，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一样。
但是我国的领导作用中有两个不变因素，它们是今年5月公布的总统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的核心，并贯穿于我们的一切工作之中：
一是振兴国家，巩固我国的实力根基，特别是经济力量和道德权威。这不仅限于要确保我们有推行外交政策所需的资源，尽管它极其重要。我记得我还是小姑娘时，曾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赢得冷战的号召所激励。我真的把这话放在心上。我不喜欢算术，但是我想我必须为我的国家而学习（笑声）。我还认为，我们必须投资于我国人民和我国的基础设施。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不错。美国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一向源于我国经济的活力和我国人民的创造力。今天，我们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取决于在国内建设牢固的基础。因此，债务增加和基础设施衰败对国家安全构成非常切实的长期威胁。奥巴马总统懂得这一点。各位可以从他在本周宣布的新的经济举措和他扭转经济的不懈努力中看到这一点。
第二个不变因素是国际外交——优秀、传统的外交，致力于团结各国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实现共同的愿望。正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51年所说，“赢得他人支持的能力与强制能力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为此，我们修复了已有的联盟并结成了新的合作伙伴。我们增强了相关机制，鼓励合作，不鼓励袖手旁观，抵御可能破坏全球进步的势力。我们倡导作为美国核心特征的价值观。
但不要误会。本政府当然也致力于保持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如果需要，我们会积极捍卫自己和我们的友邦。
经过一年半多的时间之后，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战略的回报。我们正在推进美国的利益，在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今天，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美国领导的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调动我们掌握的每一手段为我们国家利益发挥作用，而且它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能带来最大的希望。关于执行这项战略，我想简述一下我们正在采取的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求助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这些国家同我们有着一样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和我们一样致力于解决共同的问题。从欧洲和北美到东亚和太平洋，我们正在更新和深化作为全球安全和繁荣基石的联盟。
关于欧洲我要特别说几句。11月，我有幸参与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柏林墙的倒塌为欧洲分裂的过去画了句号。今年夏天在波兰，我们庆祝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成立10周年，它面向着一个更灿烂的明天。这两件事情提醒我，我们已经有了多么长足的进展；我们从我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的共同源泉中汲取了如此的力量。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战争和警觉的和平铸造的，但它们植根于我们对自由、民主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今天，我们与我们在那里的盟国共同应对几乎每个全球性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和我为在欧洲加强我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作出了积极努力。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正在扩大其在全球的作用，我们的关系正因此而发展和变化。在我们适应像欧盟议会（EU Parliament）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新角色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但是这些都是朋友间的争论，比之我们共有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观是第二位的。而且毫无疑问，一个更强大的欧盟对美国有利、对世界有利。
当然，北约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联盟。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包括来自中欧和东欧的北约成员国，我们正在起草一个新的《战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它将帮助我们不仅迎击传统的威胁，而且应对像网络安全和核扩散这些新出现的威胁。就在昨天，奥巴马总统和我同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9月11日美国遭到袭击之后，我们的盟友首次启用了北约宪章的第5条。他们加入了我们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斗争。在奥巴马总统重新调整在阿富汗的使命之后，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增援部队和重要的技术援助。我们对我们的盟友继续作出的牺牲表示敬意，并认识到当我们共同努力时，我们就最有力量。
我们联盟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责任分担。每个国家必须恪守己任。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一切由我们自己做。我们贡献我们的份额，往往是最大的份额，但对我们与之协力的政府和人民我们也有很高的期望。
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以及参与解决其他共同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标志。我们对欧洲的复兴、日本和德国的转变所作的贡献众所周知。我们把它们从侵略者转变成盟国，使韩国成长为现在为全球进步作出贡献的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这些都是美国外交政策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些成就。
在这个各国互相连接的时代，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他人负起责任，在各自国家化解威胁和应对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领导的第二个战略步骤是帮助开发发展中国家伙伴的能力，帮助各国获得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所需要的工具和支持，帮助人民使自己、家庭、社会摆脱贫困、远离极端主义，走向可持续发展。
在奥巴马政府中，我们把发展视为战略、经济和道义之必须，对推进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像外交和国防一样重要。然而，我们的做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综合战略。
请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的建立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这些吉姆·沃尔芬森 (Jim Wolfensohn)有亲身体验。美国投资数亿美元为巴勒斯坦进行能力建设，因为我们知道当地的进步会带来安全的改善，帮助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奠定基础。这也为谈判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新的巴勒斯坦保安部队所显示的信心已经作用到以色列领导人的决策考量，美国和约旦等合作伙伴一起支持打造了这支保安部队。但是，主要责任在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自己所作出的决定。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和他们的勇气与决心，我们看到进步，不仅对谈判起作用，而且为达成最终协议注入了更大的希望。
这当然是应当做的事情。这一点我们看法一致。但不要误会，它植根于我们的理解，即当所有的人被赋予更多的机会的手段时，他们更愿意为和平而承担风险。而这话用在妇女身上尤为真切。你知道我不会演讲通篇而不提到妇女和妇女的权利。我们坚信，投资为妇女创造机会会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而这不仅有利于她们的家庭和社会，而且还有一种弹力效应，对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有利。
同样，在孟加拉和加纳这样的国家投资是寄望于未来他们将与邻国和其他国家不仅解决自身面临的相当困难的贫穷挑战，而且随后会有助于形成实力堡垒，给那一地区传递一种不同的信息。我们也考虑到那些迅速发展和已经有相当影响的国家，像中国和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以及俄罗斯等。
为此，我们的第三个主要步骤是深化与这些新兴影响力中心的接触。这不仅涉及我们和盟国的利益，也涉及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他们正在以建设性的方式发挥地区性和全球性作用。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国意味着必须承担一份责任，致力于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并遵守一套从知识产权到基本自由的各个方面的可谓行路规则。
因此，通过扩大双边磋商以及由地区和全球机构协调的磋商，我们的确希望这些国家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在我们和中国最近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第一次把发展列入议程。在这方面，中国着眼于其商业利益，但是我们希望开始讨论，以便更好地协调，我们或可就发展的最佳途径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在一个非洲国家中，我们正在建一家医院，中国则在修筑一条公路；我们认为让这条路通向这家医院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正是这一类的讨论能够改变我们两国都在接触的人们的境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基本价值观和广泛的国家与地区利益方面[与我们]有很大的共同之处。我们正为这一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奥巴马总统将通过他在十一月的访问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本届政府就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在降温冷却，回到了冷战时期的猜疑状态。这种局面可能让间谍小说家和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欢欣鼓舞，但是严肃对待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任何人都明白，如果美俄双方不开展合作，将会一事无成。因此，我们重新重视两国的关系。我们提出的关系不仅立足于共同尊重，也包括共同责任。
过去十八个月中，我们：签署了历史性的新裁军条约，参议院将在下周审议；与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对伊朗和北韩实施严厉的新制裁；签署了过境协定，以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成立了新的双边总统委员会，促进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建立更紧密的民间纽带；当然，正如我们在这个夏天所知，间谍小说家仍然有很多写作素材，所以这是一种双赢关系。（笑声）
与这些新兴大国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或毫无障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人权或俄罗斯占领格鲁吉亚等问题上，我们完全没有共识，但美国将毫不犹豫地表明并坚持我们的立场。当这些国家不承担随着影响力扩大带来的责任时，我们将尽力鼓励它们改变路线，同时和其他伙伴一起奋力前进。不过我们明白，在二十一世纪，如果不加强全面合作，要建立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必将困难重重，甚至无法成功。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即使出现分歧也不会破裂，并能够继续合作。其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与这些国家的人民直接交往。科学技术和通讯速度以及民主的传播——至少在技术领域——已赋予人民发言权，要求对自己的未来发表意见。即使在威权国家，公众舆论和参与热情也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我访问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会晤的人都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在俄罗斯，我在所剩无几的独立广播电台之一接受访谈。在沙特阿拉伯，我在女子学院与学生直接对话。在巴基斯坦，我对我们能够接触的每一位记者、学生和商业领袖回答问题。
因此，我们在扩展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关系时，也努力通过接触影响其公众。我在印尼、刚果民主共和国、巴西及其他国家接受访谈时一再听说，对于普通人而言，来访官员回答公众提问是多么新奇的做法。所以我们不仅接触公众，扩展和解释美国的价值观和看法，同时也在向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传递信息。通过这样做，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他们有更多期待，也希望从地区着眼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试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复杂变化因素及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或者伊拉克重新融入邻近国家的进程——这确实是棘手的邻里关系。地区因素不会保持原状。还有很多其他力量夜以继日地要影响这些特定局势的后果。
我们也明白，对于何为正确的结果或者适当的地区性机构，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大国都有自己的主张，并且致力于实现这些主张。因此，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国和全世界与我们持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们都依赖我们保持积极接触，所以我们的第四个战略步骤是重新践行美国的承诺，在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西半球的关系中担当积极的领导者。
在一系列讲话以及与伙伴的不断磋商中，我们表明了地区合作的核心原则，也已努力加强机构，以适应这些新的情况。
以亚太地区为例。在本届政府就职时，姑且不论其公平与否，人们普遍有一种美国在当地缺席的感觉，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表明我们重返该地区。我们重申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亲密盟国的纽带，并加深了与中国和印度的接触。
目前，亚太地区促进有效合作和减少竞争摩擦的健全机构不多，因此我们已开始建造一个有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
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扩大了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包括美国前四大贸易伙伴，接受了美国60%的出口产品。我们希望从更大程度的经济一体化中获得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发挥作用的意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正在努力使与韩国的一项自由贸易协议获得批准，我们还在争取与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国家达成一项地区性协议。我们知道，那样做有助于在我们国内创造新的就业与机会。
我们还决定与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进行接触，鼓励它发展成一个基本的安全和政治机构。我将代表美国出席今年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为2011年总统出席下一届峰会做准备。
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的总人口实际上已超过6亿。美国在东盟的商业投资高于在中国的投资。为了加强我们与东盟的关系，我们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另宣布我们准备在雅加达设立驻东盟使团并任命一位大使，同时还承诺主办美国-东盟年度峰会。
因为我们了解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发展这些机构有助于建立对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合作模式。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机构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第五个步骤是，与全球的各类机构重行接触，致力于促进这些机构的现代化，以应对我们面临的与日俱增的挑战。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灵活、广泛、相辅相成的各种机构，而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彼此争斗。我们需要它们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统筹我们的共同努力，并实施一种既有权利又有责任的制度。
目前，联合国仍然是唯一最重要的全球性机构。我们经常看到联合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安理会（Security Council ）对伊朗和北韩实施的制裁；维和部队在蒙罗维亚（Monrovia）和太子港（Port-au-Prince）的街道上巡逻；救援人员在巴基斯坦援助遭受水灾的灾民及达尔富尔地区流离失所的居民；最近，联合国大会设立了一个称为“联合国妇女”（UN Women）的新实体，负责促进性别平等，扩大妇女与女孩的机会并解决她们面临的暴力和歧视问题。
但我们也经常看到联合国的局限性。正如在座的许多人所了解的那样，要使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在机构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十分困难的，其中包括安理会的改革，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我们认为美国必须为改革联合国发挥作用，我们主张，对安理会进行的改革应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的总体表现，提高联合国的有效性和效率。我们同样坚定地支持在运行方面的改革，使联合国的外地特派团队能更迅速地进行部署，获得数量足够的良好装备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及警力，并必须具备领导能力和民事专业知识。我们不仅赞成而且要求实行管理方面的改革，同时必须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
当然，成立联合国的意图从来不在于应对每一项挑战，联合国也不应该如此。因此我们正在与其他组织合作。为了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反应，我们增强了20国集团（G-20）的功能。我们召开了前所未有的第一届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各有关机构，无论是新还是旧，其有效性均取决于其成员的承诺。我们已经看到上述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诺，我们将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努力——我看到我们的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座——是一个范例，显示了我们如何通过多种渠道和机制工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程序允许我们各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在同一个框架内努力，迎接这一共同挑战。
但是，我们也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论坛”（Major Economies Forum），以关注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当谈判在哥本哈根陷入僵局时，奥巴马总统和我与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领导人]会晤，努力达成妥协。随后，我们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同事达成了一项共识，这项共识远非完美，但使得这次峰会免于失败，并且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扩大进展，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各主要经济体作出了减少碳排放、以透明方式报告减排努力的承诺。
我们知道就实质性问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继续强调民主、人权和法治，以便我们的努力能够牢固地融入这些机制的基础。
我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因为如果不反抗压迫、抵制对人权的压力、最终把基本自由扩大至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自由的地方，那么尝试建立二十一世纪的机制就毫无意义。
这是我们的第六个主要步骤。我们支持和捍卫《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 ） 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包含的普世价值，因为今天对这些原则的威胁随处可见，在太多的地方新生民主制度正在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经历艰苦的斗争，威权政体正在压制公民社会和多元化。一些领导人把民主视作有效行使国家权力的障碍。因此，这种世界观必须在各地予以应对和抗击。民主需要捍卫。把人权变为人类现实的斗争需要旗手。
这项工作从国内开始，延伸至世界各地。我们拒绝接受在安全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必须作出取舍的错误观点。人权一直是我们外交和发展日程中的要素，即使对于那些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与之合作的国家，例如埃及、中国和俄罗斯。我们承诺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捍卫这些价值观。关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治国方略和电子外交已经有过很多表述，但我们确信这是我们能够利用的另一件重要工具。
今年夏天，我在克拉科夫（Krakow）宣布建立一个新基金。支持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以及遭遇困难的非政府组织，这是美国政策的一个持续要点。
那么，所有这些步骤——加深与盟友和新兴强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各种机制和共同价值观——如何相互配合推进我们的利益呢？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我们如何采取措施制止伊朗的挑衅性核活动及其一系列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现在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在应对伊朗挑战方面展示了美国在实际行动中所能发挥的领导作用。
首先，在为解决伊朗问题的国际外交努力中，我们把美国看作一名全面合作的伙伴和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过去我们一直置身于场外旁观，坦率地说，这种位置不能令人满意。由于我们坚持表示愿意与伊朗直接接触，我们恢复并加强了与盟友之间的磋商，使为缺乏进展而提出的所有托词失去了依托。
其次，我们寻求把这个问题置于全球不扩散框架之内。在这个框架中，行路规则对所有各方都很明确。为了发挥带头作用，我们重新启动了自己的裁军项目。我们加强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等全球性机构的支持，提升了该国际体系的权威，另一方面，伊朗继续一意孤行，日益孤立，最近由于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而受到谴责。其顽固不化的态度对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构成了一个挑战。
第三，我们加强了与那些我们的外交成功需要其帮助的国家的关系。通过典型的“皮鞋外交”[面对面外交，不依赖电子通讯手段——译者注]，我们建立了广泛的共识，即如果伊朗履行其义务，就会受到欢迎，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如果伊朗继续抵制，也必须承担责任。
今年春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最有力、最全面的一组制裁措施，随后欧盟严格地实施了此项决议。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实施它们自己制定的附加措施，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日本最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因此，我们认为伊朗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些制裁措施的影响。但是，除了政府的作为之外，国际金融和商业部门也开始认识到与伊朗做生意的诸多风险。
但是，制裁和压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推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继续致力于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伊朗领导人面临的选择是清楚的，他们必须决定是接受其义务还是进一步走向孤立，承担与之相关的代价。伊朗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接下来的使命是继续发展这一方式，开发我们需要的手段，而且必须加强文职人员的配置。我去年来到这里时，正值我们开始向国会阐述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外交官和发展领域的专家。我们必须壮大外交和文职人员的队伍。国会那时候批准了对增加1100名外交和文职人员的拨款。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以便重新成为世界上的首要发展援助机构。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进行重新思考、改革和调整。在这个预算紧张的时期，我们不仅必须明智地把握资源，而且必须向美国纳税人和国会证明这是一项重要的投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我们称之为QDDR。这是对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面审议，以便于对我们如何能够在装备、资金和组织方面做得更好提出建议。今后几个星期，随着审议结束和结果公布，我将更多地谈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开展的努力范围极广。我的一些前任提供了极好的忠告。其中最经常提到的一个忠告是：你可以管理那座大楼或者管理世界，但你不能两者兼顾。（笑声）我们正在两者兼顾，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个难成的使命。
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我们在同国防部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鲍勃•盖茨（Bob Gates）一直是我今天表述的我们这一立场的最坚定倡导人。他不断促使国会为我们提供必需的拨款。不过，这里有一个合理的问题，你们中有一些人也提出过，我知道是在报章和其他场合，即：你们如何能够设法处理或至少对付乃至尽力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但是，在事事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今天，我们的回应是：我们能够放弃什么？我们能够搁置什么？让发展靠边？暂缓处理某些热点冲突？不再尽力防范其他冲突解冻和白热化？我们是否放弃考虑民主和人权？我认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这不是美国人做事的方式，但这确实需要在战略上有极大的耐心。
我国军队从伊拉克以及最终从阿富汗返国后，我们仍将介入外交和发展工作，努力在世界上消除核威胁，扭转气候变化的局面，根除贫困，遏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流行，减少饥饿和疾病。这些不是一年乃至一届总统要做的事，而是毕生事业，几代人的事业。
美国为建设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十年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作出了几代人的承诺 。我们不能背离这一责任。我们这个民族一贯认为我们有能力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开辟一条新的和更美好的道路，而且坦率地说，要带领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一道前进。因此，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秉承最优良的传统，在国内和国外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为我们的孩子和世界各地的孩子建设更加和平繁荣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