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林则徐还是魏源？

林则徐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是


1839年9月初,距“虎门销烟”已近三个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

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负责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窃思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是以兼筹并顾,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惟视宽严之当否。”

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他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理由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近一年后的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恃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

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的人,但他都难免存此误解,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之肤浅。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在受命负责禁烟之初,他曾拟就给英国女王的照会,“理所当然”地声称:“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对“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大为焦虑,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齿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入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Brice，CalvinStuart)，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Robert)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林则徐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驻广州的“大班”德庇时(Davis,SirJohnFranc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1839年底,他在天后宫接见了一艘遭风遇难的英船上的船员,船医喜尔(Hill)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颇能看出林氏的思想与作风。据喜尔记载,“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林则徐交给他们一些附有部分中译的英文关于对华鸦片贸易的书,上有详细的鸦片销售量。林则徐还详细问了他们一些外国情况,尤其要他们将生产鸦片的地名一一写下,当提到土耳其也出产鸦片时,林则徐问土耳其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所属之地。当林听说土耳其不属美国,且距中国有一个月航程时甚表惊讶。林则徐还交给他们一份致英王照会,照会中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并认为中国的“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丝、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这种中国可以不用外国货但外国一日不能离开中国货的“天朝上国”心态使喜尔读后哑然失笑。然而,不能不使人惊讶万分的是,林则徐对此不仅没有丝毫不快,反而虚心地问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喜尔等知趣地回答说有些语法错误,于是林则徐要他们到里屋修改信件,还给他们送上茶点。“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竟如此厚待外夷,确实“大胆”地违反了当时森严的“礼制”。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即是“天下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确实重大。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

秉承林则徐意旨的《海国图志》不仅是当时最为详尽介绍各国之书,使国人眼界大开,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守旧派的“众矢之的”。此后,展开了近代中国的种种争论。

林则徐率先提倡、实践的“师夷”之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巨大飞跃,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是近代中国逐渐生成的“新文化”的起点。因此,50余年后,康有为认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百余年后,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诚哉斯言!